两个公安出示了证件，说要我配合调查叶世琳受伤的事。

　　我平静地跟他们去了派出所。

　　审讯室里，公安反复询问那天的情况。

　　我一直坚持说是叶世琳自己摔的。

　　“叶世琳同志已经做了笔录，说你故意把她推下楼。她现在瞎了一只眼睛，这是七级伤残。按照规定，这种故意伤害要判三年到十年。”

　　公安神色严肃地说。

　　我依然很镇定：“我有证人可以证明是她自己摔的。她在诬陷我，我要追究她的责任。”

　　公安重视起来，把我说的证人都找来问话。

　　叶世琳没想到，她想害我反而害了自己，更没想到当时有人在场。

　　证人是王干事和她妹妹。

　　那天我们一起吃完饭，说好回家拿出货单。

　　他们跟着我回来，在楼下听见楼上有争执声。

　　大家都知道叶世琳和周峻的事，也知道她一向看不起我。

　　他们怕尴尬，就没上楼，在下面等着。

　　叶世琳以为楼下没人，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还想推我下楼。

　　结果她自己摔了下来。

　　真相大白，我被当场释放。

　　这一耽误就是一整天，我的火车马上就要开了。

　　我赶紧回家拿了行李直奔火车站。

　　好在赶上了末班车，找到座位刚坐下，突然听见站台上有人喊：“周秋芳！周秋芳！”

　　透过车窗，我看见周峻站在月台上。

　　他焦急地喊着我的名字，还在跟站务员说着什么。

　　火车已经启动，他只能站在原地望着我。

　　我们的目光在车窗前相遇，他对我招手，嘴里似乎在说什么。

　　我转过头，不再看他。

　　重活一世，我终于能摆脱他了！

　　我带着三千五百块钱去了深圳。

　　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先开了个小服装加工店。

　　那时候港商刚开始在深圳设厂，我接他们的订单加工。

　　白天做工，晚上算账，渐渐在同行里有了些名气。

　　半年后，我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以前在财务科学的会计知识派上了用场，进货、定价、账目，我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从一间小店，扩大到整条街，再到开厂。

　　三年时间，我的服装厂发展到了两百多工人。

　　1984年，我的“春晖”品牌成了深圳最大的女装品牌之一。

　　记者来采访我的创业故事，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典型代表。

　　那天拍照的时候，我穿着艳红色的连衣裙站在工厂门口。

　　看着照片，我笑了。

　　这才是我喜欢的样子，明艳周扬，不用为任何人改变自己。

　　有时我也会想起北方那座城市。

　　听说周峻后来没当上厂长，还被机器绞断了一条胳膊，叶世琳瞎了眼，被周峻嫌弃不已，这对狗男女下场凄惨。

　　可我早就不在乎了，这些往事，就像一场遥远的梦。

　　而我，在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里，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

　　番外：周峻视角

　　我捂着断了的胳膊，在昏暗的筒子楼里摸索着开门。

　　自从那次在车间被机器绞断了一条胳膊后，我就提前离休了。

　　原本的副厂长宿舍也让给了新来的领导，只能搬到筒子楼。

　　电视机是我唯一的消遣。

　　今天我又看见她了。

　　主持人激动地介绍：“这位就是‘春晖’服装集团的周董事长，白手起家，如今年营业额超过三个亿……”

　　我死死盯着屏幕。

　　十年过去，秋芳还是那么标志。

　　她穿着正红色连衣裙，端庄大方，笑容从容。

　　那种举手投足间的气度，哪还有当年那个卑微讨好我的影子？

　　记者问她创业史，她说自己是七一年南下的。

　　我心里一痛，那不就是她走的那年？

　　那天在火车站，我拼命想拦住她，可她连看都不愿多看我一眼。

　　我永远忘不了后来知道真相时的感觉。

　　周月告诉我，她和叶世琳早就合谋，把我和秋芳的结婚登记表偷偷拿走了。

　　她任劳任怨地伺候了我三年，我和秋芳之间连一张结婚证都没有。

　　而叶世琳，我更是被她耍得团团转。

　　她从没想过要跟我在一起，早就和上海来的工程师勾搭上了。

　　她嫌我没出息，想找更好的。

　　后来那工程师出事了，看我当上副厂长，就又回来找我。

　　现在的叶世琳，在上海一个筒子楼里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

　　她那个工程师坐过牢，现在酗酒打人，动不动就拿她出气。

　　但我一点都不同情她，这是她应得的报应。

　　电视里说秋芳前年还光荣当选了人大代表。

　　镜头给到她家，宽敞明亮的洋房，疼她爱她的丈夫，两个上进的孩子，一切都那么美满。

　　而我呢？

　　五十岁的人了，每天靠着一点微薄的退休金，蜗居在这个漏雨的筒子楼里。

　　胳膊的伤阴天就疼，上个厕所都困难。

　　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过去种种，悔恨得想撞墙。

　　如果当初我不是那么蠢，被叶世琳迷得神魂颠倒；如果我能对秋芳好一点，不是处处给她难堪；如果我去追的时候能再快一点……可这世上没有如果。

　　我永远失去了那个真心待我的女人。

　　现在只能看着她在电视上光芒万丈，而我在阴暗的角落里偷偷落泪。

　　这大概就是报应吧，我自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