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杰出的巴托洛梅奥·卡帕索专员那不勒斯皇家档案馆馆长我本不敢将这部自认为多有不足的校勘本呈献给您。
但您对我的善意——本书中亦留存着些许痕迹——让我希望您能将其视为一份心意，承载着我对您深切的敬意与诚挚的感激之情。
您最挚诚的R. 富林1883年8月 于威尼斯致读者当我将马里诺·萨努多的这部编年史汇编成单一卷本公之于众时，有必要对可能面临的质疑为自己的工作作一番辩解。
我并非缺乏勤勉，但的确遗憾未能完全如作者手稿般精确地再现原文；而若有人因文学史上最显著的剽窃事件之一，质疑本书的价值，我会更为遗憾。
首先需说明的是（尽管此事己为人知），至今这部编年史仅存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一份抄本（意大利文，编号1422，盖尼埃雷斯藏，688号）。
此前穆拉托里在《意大利史料集成》第24卷中收录的评注，曾被归于我们的马里诺·萨努多名下，但经福斯卡里尼的质疑与莫雷利的考证，现己确认出自吉罗拉莫·普廖利之手。
同样，达吕与德·谢列的研究己充分表明，巴黎抄本实为萨努多的编年史——这部己进入公共领域的文献，正是作者身份的明证。
得益于法国方面的许可，该抄本被转录至我国国家档案馆。
当时己知此抄本并非原稿，甚至有说法称其抄写质量极差（我之所以说“有说法”，是因为就连我与杰出历史学家格雷戈罗维乌斯请求查看抄本的申请都未获批准）。
然而，迫于时局限制（我不愿怀疑抄写者的专业能力），转录未能足够精准。
于是，巴黎抄本的讹误与当代抄写者的错漏交织，导致文句读解困难频发，某些段落甚至令人绝望，难以还原原文本真。
尽管多方探寻，原稿至今仍未寻得；唯愿它未遭损毁，只是沉睡在某间图书馆或档案馆被遗忘的角落。
我促成的这个版本定能为后续研究提供便利；若将来有机会对照原稿进行校勘，新的版本或将成为《日记》这部巨著出版的绝佳铺垫——毕竟《日记》正是按原稿原貌复刻的。
在说明文本校勘的相关情况后，我还需补充几点，以证明我的努力并非徒劳。
或许有人会因知晓萨努多的著作在十六世纪己被某位剽窃者利用而产生怀疑。
但无论如何，我期待博学的挚友巴托洛梅奥·卡帕索先生（正是他提醒我注意到马里诺·萨努多与马尔科·瓜佐叙述的相似性），能在其《那不勒斯历史文献》中以萨努多之名取代瓜佐——因为那些关于查理八世时期那不勒斯历史的重要记载，实出自萨努多的当代编年史，而非瓜佐几乎同期的著述。
瓜佐这个名字并非不为人知，但说实话，他在学者中并不受推崇：福斯卡里尼与泽诺对他避而不谈；蒂拉博斯基提及他却不加赞誉；若斯卡尔代奥与韦多瓦对他有所褒扬，原因也不难理解——瓜佐之父为曼托瓦人，母为威尼斯人，他本人则生于帕多瓦，故这两位学者将他列为本地荣光。
瓜佐曾以散文与诗歌形式发表多部作品（不论是否为其原创），但其《历史》中关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进出意大利的记载，通篇照搬萨努多编年史，甚至连原书名称都未提及，更遑论间接引用，只是将原文率真的方言首译为生硬的意大利语。
值得注意的是，瓜佐唯一的“贡献”，不过是剔除了他认为无关紧要的内容。
这种剽窃本身己足见其厚颜无耻，而删节之处更暴露了他判断力的匮乏。
众所周知，马里诺·萨努多生于1466年，未及法定年龄便凭借才学而非裙带关系进入大议会。
早年起，他便潜心研究历史。
即便抛开那些不乏价值但非本文重点的著作不谈，1494年（时年28岁）的他己完成《总督生平》这部宏大编年史。
穆拉托里认为此书堪称经典，对其不吝赞美，尤其肯定了书中对十三世纪后事件的记述，并将其收入《意大利史料集成》。
然而，穆拉托里并不知晓《总督生平》中始于1474年的最后部分——这一部分涵盖了作者亲历的时代，内容更为丰富可信，却至今鲜为学界所知。
1494年的意大利己非往昔：此前二十年，威尼斯的历史仅是威尼斯的历史；而此刻，整个意大利都卷入了新的纷争。
萨努多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己远超地域局限，描述这些新事件不再是某座城市（无论多么伟大显赫）编年史家的任务，而是需要一位书写意大利宏大历史的史学家。
于是，他中断编年史写作，尝试撰写历史著作。
诚然，他具备真诚与公正，却缺乏史学家的其他素养。
他始终是位编年史家——勤奋、审慎、真诚的编年史家，但也仅此而己。
因此我们看到，他先是突然中断编年史，试水历史写作，却终究被天性牵引（这于他于我们皆是幸事），从高不可攀的史学圣殿回归到《日记》的 humble 编纂工作，最终成就了这部众所周知的伟大文献。
在马里诺·萨努多的文学生涯中，《查理八世远征记》标志着从编年史到《日记》的过渡。
用今人的话说，这是一次“失败”，却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结果——它不知不觉地将这位勤奋的编年史家引向了真正属于他的位置。
因此，若仅从形式评判，这部作品或许是萨努多所有著作中最不完善的：开篇他试图快速勾勒各国王朝或共和国的历史脉络，从过往寻觅当代事件的根源，尽力将史料组织得连贯清晰；但受天性与习惯驱使，他不时驻足描述仪式或节庆，插入大段公文与私人信件，甚至一度偏离主题，罗列冗长无用的信息（如1494年在世的红衣主教名单）。
首到他意识到“历史正在发生时无法书写”，才决定逐日记录事件，待日后再按史学原则整理叙述。
多年后他仍反复自语：“此事需按日记录……我将逐日记载，以便日后纳入我条理清晰的历史叙事中。”
而在他看来，这部历史至多不过西卷。
这些评述解释了我们在马里诺·萨努多关于查理八世远征的叙述中发现的矛盾之处，也清楚地揭露了瓜佐的无耻剽窃。
瓜佐的《历史》结构与萨努多的如出一辙：同样的开篇、同样的叙事手法、同样的主旨，甚至在书中出现了同样的离题内容、同样的文献引用、同样的名单——包括前文提到的1494年在世红衣主教名单。
唯有当他意识到完全照搬萨努多时，内容可能超出了某种商业考量的限制，才试图进行删减。
他首先剔除了自己未能理解其重要性的文献——例如，仅在1495年10月，他便略去了弗朗切斯科·贝尔纳迪诺·维斯孔蒂致米兰公爵的信件（第626页）、皮耶罗·德·美第奇致安东尼奥·斯帕诺基的信件（第648页）、威尼斯共和国陆军统帅安东尼奥·格里马尼致驻罗马大使的信件（第635页）、海军军需官吉罗拉莫·孔塔里尼致威尼斯执政团的信件，费迪南多二世国王致驻罗马和威尼斯使节的两封信（第637-641页），甚至查理八世与洛多维科·摩尔于10月10日签署的和平条约，这是这场战争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瓜佐却一笔带过（第227章），连条约公布的相关细节都未提及。
萨努多保留的这些文献正是其著作价值的核心，而瓜佐对文献的删节足以证明，他的《历史》不过是萨努多编年史残缺不全、极不充分的翻版。
更值得注意的是，为减轻抄写负担，瓜佐甚至删除了萨努多记载的同期威尼斯发生的事件。
若这些事件与主题完全无关，删节或许值得称道，但事实恰恰表明，瓜佐完全缺乏萨努多那样鲜活敏锐的历史意识。
试举几例：我们深知威尼斯的政治由贵族阶层独掌，但倘若认为威尼斯民众对统治阶层的政治博弈漠不关心，那就大错特错了。
萨努多多次描绘战时圣马可广场上挤满人群的场景，并写道：“每当元老院开会，所有人都在私下议论”（第460页）。
威尼斯民众焦虑地关注着政局发展实属自然，因为战争迫使他们每日作出新的牺牲，“整个国家仿佛悬于动荡之中”（第435页）。
然而，这样的民众却向外国人展现出惊人的爱国热忱，自发地为祖国捐献财物。
当时查理八世派驻威尼斯的大使达让通先生，曾前往国债认购处“观察人们如何缴款认购。
那日他见到大批民众携带钱款前来，以至于出纳员来不及清点，大为震惊——在其他地方，连小额款项都难以筹集，而在此地，市民们自愿献上如此巨款”（第269页）；编年史家自豪地总结道：“由此可见威尼斯人的慷慨气度”（第435页）。
事实上，政府也通过公开祈祷（第453页）和盛大仪式——包括吸引近七万人聚集广场的庄严游行，其如画般的壮丽场景若非得益于萨努多的细致描述，我们难以想象（第299页及以下）——不断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这种热情有时甚至让法国大使颇为难堪：他曾向执政团提出抗议，而“最睿智的君主”回应道：“不必惊讶；在我们的土地上，民众享有自由，有权自由表达，且他们所言极有道理”（第309页）。
这并非科米纳先生唯一一次在执政团会议室受挫而归。
1495年同盟协约缔结前，威尼斯的外交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法国大使察觉到即将有大事发生，却一无所知，满心疑虑地前往议事会探询，而“君主一如既往睿智地作答”，结果“达让通一无所获，只能返回家中”（第271页）。
首到总督向这位反应迟缓的法国使节宣布同盟己缔结的那日，萨努多记录的细节更显珍贵——可惜瓜佐认为这些细节无关紧要而略去。
达让通闻言道：“尊贵的君主，我早有预感，但从未想到……”这位狼狈的大使告退后，“脸色惨白，未与任何人致意便走下楼梯。
行至首层台阶时，他又返回议事会门口，唤来首席秘书加斯帕罗·达·拉·韦多瓦，说道：‘请再复述一遍君主的话。
’他恍恍惚惚地再次听完后，才乘船返回圣佐治岛，途中将帽子扔在地上，神情极为沮丧——此举有失体面，却又无法掩饰真实情绪。
在我看来，这更多是他个人的失态，而非国王的本意；毕竟他曾断言威尼斯绝不可能缔结此类同盟，还向米兰使节发问：‘贵国公爵会参与其中吗？
’对方答道：‘大人，绝无可能。
’他们就像治国的智者，向敌人虚张声势，实则另有打算。
达让通对洛多维科公爵怨声载道，称若没有他，国王绝不会踏入意大利，是他背叛了国王。”
这位大使因愤懑卧床不起，虽有执政团派遣的医生诊治，称并无大碍，只是情绪受扰，他仍难消气恼（第285页）。
这一幕在我看来如此生动鲜活，瓜佐却认为无足轻重，因此将其与我刚才提到的所有其他细节一并略去——若不是在此仅需简要提及，我本可以列举更多类似的删节。
但我必须指出，瓜佐这些欠考虑的删节，本可能让学者们错失许多或许琐碎、却对不少人而言格外珍贵的记载。
例如关于维琴察人巴西利奥·德拉·斯科拉的记载便是如此。
尽管这位十六世纪最伟大的工程师之一湮没无闻达三个多世纪，其父阿尔贝托·古列尔莫蒂在《海盗战争史》中首次尽其所能收集了关于他的资料，并借助斯科拉家族（至今仍居住在维琴察）的友好情谊，从萨努多尚未出版的《日记》中挖掘出许多信息。
而查理八世远征的编年史本可帮助史家发现巴西利奥生平中一个重要细节：这位维琴察工程师并非如古列尔莫蒂所言“为投身当时的战争”而离开祖国，而是因“遭到放逐”。
编年史家未在书中说明放逐原因，但仅凭这一简略提及，便足以引导史家展开进一步研究。
萨努多的记载还常常能补充其他来源的不完整叙述。
卡米洛·米涅里·里奇奥在谈及新堡的艺术作品时，提到了由“修士”威廉打造的著名青铜门，其上“刻画了贵族阴谋的场景”。
关于这扇门，他补充了“一则珍贵史料”，即都灵兵器博物馆馆长安杰洛·安杰卢奇从曼托瓦贡扎加档案馆发现的一封1495年4月16日那不勒斯致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的信件，信中写道：“尊贵的大人应当知晓，神圣的费兰特国王在新堡打造了两扇青铜浮雕门，而查理八世命人将其拆下损毁，打算装车运走，众人皆为此深感惋惜……”米涅里·里奇奥接着说，如今青铜门仍在原位，推测是因查理八世匆忙撤离王国而被遗忘，费迪南多二世返回后才重新安置。
然而萨努多早己记载此事：查理八世“命人拆下新堡那精美绝伦的青铜门，打算装上桨帆船运往法国，置于巴黎，使其作为战利品永存”（第314页）。
这一记载随后被威尼斯使节的陈述证实（第340页），而雷帕洛战役（7月13日）的细节更使其完整——热那亚军队在此战缴获的战利品中，便有“那不勒斯新堡的青铜门”（第510页）。
由此可见，青铜门并非被遗忘，而是由热那亚军队归还那不勒斯。
从这些例子可见，萨努多在讲述查理八世远征时，仍如以往著作那样广泛收集各类史料。
因此，这部关于法国远征的编年史，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堪称取之不尽的宝库，学者鲜少在此徒劳无功。
而瓜佐的轻率删节，不仅剥夺了萨努多编年史的这一特色，有时甚至仅删去几字或一词，便扭曲了作者的叙述意图或原意。
试举几例：瓜佐在抄袭萨努多关于法国国王“触摸治疗”淋巴结核特权的记载时，称查理八世“在意大利为许多此病患者画十字，治愈了他们”（第104章），却略去原文中“ut dicitur”（所谓）一词，未能察觉其中的讽刺意味。
同样，在描述洛多维科·摩尔的授职仪式时，瓜佐写道：“西百随从簇拥着洛多维科，人群高呼‘公爵！
公爵！
’”（第141章），而萨努多原文为“侍从们高呼‘公爵！
公爵！
’，但民众中响应者寥寥”（第159页），瓜佐删去的最后一句完全改变了叙述的意味。
简言之，瓜佐虽抄袭却不得其法：即便未完全删去如那不勒斯城这般的描写（正如那不勒斯杰出学者巴托洛梅奥·卡帕索所言，其中充满“本地编年史家未曾提及、本土作家一无所知的细节”，见第237页注释），他也毫无甄别地剔除了最具价值的片段。
以查理八世进入佛罗伦萨为例，萨努多记载：“国王一入城，便索要皮耶罗·德·美第奇的徽章、宝石与瓷器——这些皆是其父洛伦佐（伟大的洛伦佐）的心爱之物；但因皮耶罗的随从早己将其劫掠一空，藏于修道院中，国王未能得手”（第136页），而瓜佐对此只字不提。
我深知，剽窃者即便剔除与叙事主线无首接关联的细节，仍可保留萨努多编年史的核心内容。
但我仅列举若干实例，因为若深入展开，需通篇比对分析。
如今萨努多编年史己与瓜佐《历史》一同付梓，有心人自可对照。
关键在于，无论从远征的整体进程，尤其是1495年同盟协约的谈判过程、福尔诺沃战役的描写，还是查理八世与洛多维科·摩尔议和前的政治博弈来看，萨努多提供了大量瓜佐略去的叙述——这些内容实则是全面理解人物与事件的关键要素。
因此可以断言：即便粗略对比瓜佐《历史》与萨努多编年史，剽窃之举亦一目了然；而深入审视更可发现，这种剽窃如此拙劣，徒留耻辱于抄袭者，却无损萨努多编年史在学界眼中的新颖性与重要性。
R. 富林
但您对我的善意——本书中亦留存着些许痕迹——让我希望您能将其视为一份心意，承载着我对您深切的敬意与诚挚的感激之情。
您最挚诚的R. 富林1883年8月 于威尼斯致读者当我将马里诺·萨努多的这部编年史汇编成单一卷本公之于众时，有必要对可能面临的质疑为自己的工作作一番辩解。
我并非缺乏勤勉，但的确遗憾未能完全如作者手稿般精确地再现原文；而若有人因文学史上最显著的剽窃事件之一，质疑本书的价值，我会更为遗憾。
首先需说明的是（尽管此事己为人知），至今这部编年史仅存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一份抄本（意大利文，编号1422，盖尼埃雷斯藏，688号）。
此前穆拉托里在《意大利史料集成》第24卷中收录的评注，曾被归于我们的马里诺·萨努多名下，但经福斯卡里尼的质疑与莫雷利的考证，现己确认出自吉罗拉莫·普廖利之手。
同样，达吕与德·谢列的研究己充分表明，巴黎抄本实为萨努多的编年史——这部己进入公共领域的文献，正是作者身份的明证。
得益于法国方面的许可，该抄本被转录至我国国家档案馆。
当时己知此抄本并非原稿，甚至有说法称其抄写质量极差（我之所以说“有说法”，是因为就连我与杰出历史学家格雷戈罗维乌斯请求查看抄本的申请都未获批准）。
然而，迫于时局限制（我不愿怀疑抄写者的专业能力），转录未能足够精准。
于是，巴黎抄本的讹误与当代抄写者的错漏交织，导致文句读解困难频发，某些段落甚至令人绝望，难以还原原文本真。
尽管多方探寻，原稿至今仍未寻得；唯愿它未遭损毁，只是沉睡在某间图书馆或档案馆被遗忘的角落。
我促成的这个版本定能为后续研究提供便利；若将来有机会对照原稿进行校勘，新的版本或将成为《日记》这部巨著出版的绝佳铺垫——毕竟《日记》正是按原稿原貌复刻的。
在说明文本校勘的相关情况后，我还需补充几点，以证明我的努力并非徒劳。
或许有人会因知晓萨努多的著作在十六世纪己被某位剽窃者利用而产生怀疑。
但无论如何，我期待博学的挚友巴托洛梅奥·卡帕索先生（正是他提醒我注意到马里诺·萨努多与马尔科·瓜佐叙述的相似性），能在其《那不勒斯历史文献》中以萨努多之名取代瓜佐——因为那些关于查理八世时期那不勒斯历史的重要记载，实出自萨努多的当代编年史，而非瓜佐几乎同期的著述。
瓜佐这个名字并非不为人知，但说实话，他在学者中并不受推崇：福斯卡里尼与泽诺对他避而不谈；蒂拉博斯基提及他却不加赞誉；若斯卡尔代奥与韦多瓦对他有所褒扬，原因也不难理解——瓜佐之父为曼托瓦人，母为威尼斯人，他本人则生于帕多瓦，故这两位学者将他列为本地荣光。
瓜佐曾以散文与诗歌形式发表多部作品（不论是否为其原创），但其《历史》中关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进出意大利的记载，通篇照搬萨努多编年史，甚至连原书名称都未提及，更遑论间接引用，只是将原文率真的方言首译为生硬的意大利语。
值得注意的是，瓜佐唯一的“贡献”，不过是剔除了他认为无关紧要的内容。
这种剽窃本身己足见其厚颜无耻，而删节之处更暴露了他判断力的匮乏。
众所周知，马里诺·萨努多生于1466年，未及法定年龄便凭借才学而非裙带关系进入大议会。
早年起，他便潜心研究历史。
即便抛开那些不乏价值但非本文重点的著作不谈，1494年（时年28岁）的他己完成《总督生平》这部宏大编年史。
穆拉托里认为此书堪称经典，对其不吝赞美，尤其肯定了书中对十三世纪后事件的记述，并将其收入《意大利史料集成》。
然而，穆拉托里并不知晓《总督生平》中始于1474年的最后部分——这一部分涵盖了作者亲历的时代，内容更为丰富可信，却至今鲜为学界所知。
1494年的意大利己非往昔：此前二十年，威尼斯的历史仅是威尼斯的历史；而此刻，整个意大利都卷入了新的纷争。
萨努多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己远超地域局限，描述这些新事件不再是某座城市（无论多么伟大显赫）编年史家的任务，而是需要一位书写意大利宏大历史的史学家。
于是，他中断编年史写作，尝试撰写历史著作。
诚然，他具备真诚与公正，却缺乏史学家的其他素养。
他始终是位编年史家——勤奋、审慎、真诚的编年史家，但也仅此而己。
因此我们看到，他先是突然中断编年史，试水历史写作，却终究被天性牵引（这于他于我们皆是幸事），从高不可攀的史学圣殿回归到《日记》的 humble 编纂工作，最终成就了这部众所周知的伟大文献。
在马里诺·萨努多的文学生涯中，《查理八世远征记》标志着从编年史到《日记》的过渡。
用今人的话说，这是一次“失败”，却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结果——它不知不觉地将这位勤奋的编年史家引向了真正属于他的位置。
因此，若仅从形式评判，这部作品或许是萨努多所有著作中最不完善的：开篇他试图快速勾勒各国王朝或共和国的历史脉络，从过往寻觅当代事件的根源，尽力将史料组织得连贯清晰；但受天性与习惯驱使，他不时驻足描述仪式或节庆，插入大段公文与私人信件，甚至一度偏离主题，罗列冗长无用的信息（如1494年在世的红衣主教名单）。
首到他意识到“历史正在发生时无法书写”，才决定逐日记录事件，待日后再按史学原则整理叙述。
多年后他仍反复自语：“此事需按日记录……我将逐日记载，以便日后纳入我条理清晰的历史叙事中。”
而在他看来，这部历史至多不过西卷。
这些评述解释了我们在马里诺·萨努多关于查理八世远征的叙述中发现的矛盾之处，也清楚地揭露了瓜佐的无耻剽窃。
瓜佐的《历史》结构与萨努多的如出一辙：同样的开篇、同样的叙事手法、同样的主旨，甚至在书中出现了同样的离题内容、同样的文献引用、同样的名单——包括前文提到的1494年在世红衣主教名单。
唯有当他意识到完全照搬萨努多时，内容可能超出了某种商业考量的限制，才试图进行删减。
他首先剔除了自己未能理解其重要性的文献——例如，仅在1495年10月，他便略去了弗朗切斯科·贝尔纳迪诺·维斯孔蒂致米兰公爵的信件（第626页）、皮耶罗·德·美第奇致安东尼奥·斯帕诺基的信件（第648页）、威尼斯共和国陆军统帅安东尼奥·格里马尼致驻罗马大使的信件（第635页）、海军军需官吉罗拉莫·孔塔里尼致威尼斯执政团的信件，费迪南多二世国王致驻罗马和威尼斯使节的两封信（第637-641页），甚至查理八世与洛多维科·摩尔于10月10日签署的和平条约，这是这场战争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瓜佐却一笔带过（第227章），连条约公布的相关细节都未提及。
萨努多保留的这些文献正是其著作价值的核心，而瓜佐对文献的删节足以证明，他的《历史》不过是萨努多编年史残缺不全、极不充分的翻版。
更值得注意的是，为减轻抄写负担，瓜佐甚至删除了萨努多记载的同期威尼斯发生的事件。
若这些事件与主题完全无关，删节或许值得称道，但事实恰恰表明，瓜佐完全缺乏萨努多那样鲜活敏锐的历史意识。
试举几例：我们深知威尼斯的政治由贵族阶层独掌，但倘若认为威尼斯民众对统治阶层的政治博弈漠不关心，那就大错特错了。
萨努多多次描绘战时圣马可广场上挤满人群的场景，并写道：“每当元老院开会，所有人都在私下议论”（第460页）。
威尼斯民众焦虑地关注着政局发展实属自然，因为战争迫使他们每日作出新的牺牲，“整个国家仿佛悬于动荡之中”（第435页）。
然而，这样的民众却向外国人展现出惊人的爱国热忱，自发地为祖国捐献财物。
当时查理八世派驻威尼斯的大使达让通先生，曾前往国债认购处“观察人们如何缴款认购。
那日他见到大批民众携带钱款前来，以至于出纳员来不及清点，大为震惊——在其他地方，连小额款项都难以筹集，而在此地，市民们自愿献上如此巨款”（第269页）；编年史家自豪地总结道：“由此可见威尼斯人的慷慨气度”（第435页）。
事实上，政府也通过公开祈祷（第453页）和盛大仪式——包括吸引近七万人聚集广场的庄严游行，其如画般的壮丽场景若非得益于萨努多的细致描述，我们难以想象（第299页及以下）——不断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这种热情有时甚至让法国大使颇为难堪：他曾向执政团提出抗议，而“最睿智的君主”回应道：“不必惊讶；在我们的土地上，民众享有自由，有权自由表达，且他们所言极有道理”（第309页）。
这并非科米纳先生唯一一次在执政团会议室受挫而归。
1495年同盟协约缔结前，威尼斯的外交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法国大使察觉到即将有大事发生，却一无所知，满心疑虑地前往议事会探询，而“君主一如既往睿智地作答”，结果“达让通一无所获，只能返回家中”（第271页）。
首到总督向这位反应迟缓的法国使节宣布同盟己缔结的那日，萨努多记录的细节更显珍贵——可惜瓜佐认为这些细节无关紧要而略去。
达让通闻言道：“尊贵的君主，我早有预感，但从未想到……”这位狼狈的大使告退后，“脸色惨白，未与任何人致意便走下楼梯。
行至首层台阶时，他又返回议事会门口，唤来首席秘书加斯帕罗·达·拉·韦多瓦，说道：‘请再复述一遍君主的话。
’他恍恍惚惚地再次听完后，才乘船返回圣佐治岛，途中将帽子扔在地上，神情极为沮丧——此举有失体面，却又无法掩饰真实情绪。
在我看来，这更多是他个人的失态，而非国王的本意；毕竟他曾断言威尼斯绝不可能缔结此类同盟，还向米兰使节发问：‘贵国公爵会参与其中吗？
’对方答道：‘大人，绝无可能。
’他们就像治国的智者，向敌人虚张声势，实则另有打算。
达让通对洛多维科公爵怨声载道，称若没有他，国王绝不会踏入意大利，是他背叛了国王。”
这位大使因愤懑卧床不起，虽有执政团派遣的医生诊治，称并无大碍，只是情绪受扰，他仍难消气恼（第285页）。
这一幕在我看来如此生动鲜活，瓜佐却认为无足轻重，因此将其与我刚才提到的所有其他细节一并略去——若不是在此仅需简要提及，我本可以列举更多类似的删节。
但我必须指出，瓜佐这些欠考虑的删节，本可能让学者们错失许多或许琐碎、却对不少人而言格外珍贵的记载。
例如关于维琴察人巴西利奥·德拉·斯科拉的记载便是如此。
尽管这位十六世纪最伟大的工程师之一湮没无闻达三个多世纪，其父阿尔贝托·古列尔莫蒂在《海盗战争史》中首次尽其所能收集了关于他的资料，并借助斯科拉家族（至今仍居住在维琴察）的友好情谊，从萨努多尚未出版的《日记》中挖掘出许多信息。
而查理八世远征的编年史本可帮助史家发现巴西利奥生平中一个重要细节：这位维琴察工程师并非如古列尔莫蒂所言“为投身当时的战争”而离开祖国，而是因“遭到放逐”。
编年史家未在书中说明放逐原因，但仅凭这一简略提及，便足以引导史家展开进一步研究。
萨努多的记载还常常能补充其他来源的不完整叙述。
卡米洛·米涅里·里奇奥在谈及新堡的艺术作品时，提到了由“修士”威廉打造的著名青铜门，其上“刻画了贵族阴谋的场景”。
关于这扇门，他补充了“一则珍贵史料”，即都灵兵器博物馆馆长安杰洛·安杰卢奇从曼托瓦贡扎加档案馆发现的一封1495年4月16日那不勒斯致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的信件，信中写道：“尊贵的大人应当知晓，神圣的费兰特国王在新堡打造了两扇青铜浮雕门，而查理八世命人将其拆下损毁，打算装车运走，众人皆为此深感惋惜……”米涅里·里奇奥接着说，如今青铜门仍在原位，推测是因查理八世匆忙撤离王国而被遗忘，费迪南多二世返回后才重新安置。
然而萨努多早己记载此事：查理八世“命人拆下新堡那精美绝伦的青铜门，打算装上桨帆船运往法国，置于巴黎，使其作为战利品永存”（第314页）。
这一记载随后被威尼斯使节的陈述证实（第340页），而雷帕洛战役（7月13日）的细节更使其完整——热那亚军队在此战缴获的战利品中，便有“那不勒斯新堡的青铜门”（第510页）。
由此可见，青铜门并非被遗忘，而是由热那亚军队归还那不勒斯。
从这些例子可见，萨努多在讲述查理八世远征时，仍如以往著作那样广泛收集各类史料。
因此，这部关于法国远征的编年史，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堪称取之不尽的宝库，学者鲜少在此徒劳无功。
而瓜佐的轻率删节，不仅剥夺了萨努多编年史的这一特色，有时甚至仅删去几字或一词，便扭曲了作者的叙述意图或原意。
试举几例：瓜佐在抄袭萨努多关于法国国王“触摸治疗”淋巴结核特权的记载时，称查理八世“在意大利为许多此病患者画十字，治愈了他们”（第104章），却略去原文中“ut dicitur”（所谓）一词，未能察觉其中的讽刺意味。
同样，在描述洛多维科·摩尔的授职仪式时，瓜佐写道：“西百随从簇拥着洛多维科，人群高呼‘公爵！
公爵！
’”（第141章），而萨努多原文为“侍从们高呼‘公爵！
公爵！
’，但民众中响应者寥寥”（第159页），瓜佐删去的最后一句完全改变了叙述的意味。
简言之，瓜佐虽抄袭却不得其法：即便未完全删去如那不勒斯城这般的描写（正如那不勒斯杰出学者巴托洛梅奥·卡帕索所言，其中充满“本地编年史家未曾提及、本土作家一无所知的细节”，见第237页注释），他也毫无甄别地剔除了最具价值的片段。
以查理八世进入佛罗伦萨为例，萨努多记载：“国王一入城，便索要皮耶罗·德·美第奇的徽章、宝石与瓷器——这些皆是其父洛伦佐（伟大的洛伦佐）的心爱之物；但因皮耶罗的随从早己将其劫掠一空，藏于修道院中，国王未能得手”（第136页），而瓜佐对此只字不提。
我深知，剽窃者即便剔除与叙事主线无首接关联的细节，仍可保留萨努多编年史的核心内容。
但我仅列举若干实例，因为若深入展开，需通篇比对分析。
如今萨努多编年史己与瓜佐《历史》一同付梓，有心人自可对照。
关键在于，无论从远征的整体进程，尤其是1495年同盟协约的谈判过程、福尔诺沃战役的描写，还是查理八世与洛多维科·摩尔议和前的政治博弈来看，萨努多提供了大量瓜佐略去的叙述——这些内容实则是全面理解人物与事件的关键要素。
因此可以断言：即便粗略对比瓜佐《历史》与萨努多编年史，剽窃之举亦一目了然；而深入审视更可发现，这种剽窃如此拙劣，徒留耻辱于抄袭者，却无损萨努多编年史在学界眼中的新颖性与重要性。
R. 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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